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这封信,它怎会出现在唐友耕儿子编的1908年印行的《唐公年谱》之中?”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因为如果此信确是真品,则受信人究竟是谁?似不能含糊地称之为“骆秉章、唐友耕等人”。如果受信人是骆秉章,唐友耕的儿子就是私自篡改编入《年谱》的,他这样做,怕不怕被人揭穿?如果受信人是唐友耕,那么对《擒石野史》中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又作何解释?
从石达开覆败到《年谱》印行,中间相隔40余年。在这40余年中,随时都可以出现赝品。怎么能说在《年谱》中出现的信就一定是真品而非赝品?只要40年后的《唐友耕年谱》中出现此信,就可以证明40年前的骆秉章与唐友耕两人都得到了此信,而且得到的一定就是石达开所写的真品——这样的推理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笔者认为《唐友耕年谱》中出现此信则正好说明石达开此信的不真实。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僭越是严重的罪行。骆秉章的名位远远高于唐友耕。唐家的人如果把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篡改为给唐友耕的信,正是犯了僭越之罪。唐鸿学篡改此信的目的是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绝不愿意因此获罪,并给父亲脸上抹黑。贴金变成抹黑,那又何言乃尔?唐鸿学敢于篡改此信,充分说明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知道石达开写信的事,也就是本无其事。如果在官场中略有传闻,他是不会大胆篡改的。他可能是偶然得见这封伪造信的抄件,在绝对不会出问题的前提下,才篡改而编入自己父亲的年谱之中。
六、作伪者究竟是谁?
笔者认为:作伪者不是后人,而是与石达开同时的人,但对石达开的一生经历却知之不多。他大概是生活在闭塞的大渡河畔而又略有才华的落魄文人,或许就是《擒石野史》的作者许亮儒,抑或与许亮儒有深交的文友。他当时身历其境,比较了解石达开覆军的经过,对石达开非常敬佩;但因形格势禁,爱莫能助。如都履和在《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一文评许亮儒所撰《擒石野史》说:“读其叙述达开之被围以至最后死难,词意中不但未尝訾议于达开,且多有惋惜崇敬之意。”如果作伪者就是许亮儒,那么,他作为曾率军追随王应元抗拒过石达开的土司记室,该完全了解石达开好汉做事好汉当,决心舍命全军的英雄气概,也深知清方将吏借谈判而诱擒的卑劣阴谋。在石达开被俘殉难,骆秉章在全川大贴布告诬蔑石达开乞降以求免死的事情发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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