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是袁世凯两难处境的唯一选择。熟知袁世凯历史与家事的张伯驹(张镇芳之子)说,在帝后之间,告密与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都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大祸。他作为被游说拉拢的对象,出面告密虽不光彩,但也殊难不做(注:参阅张伯驹:《洪宪纪事诗补注》第二首诗。见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294页。)。这是明白袁世凯处境之言。
论者往往指责袁世凯在得知围园劫后的密谋后,不去设法营救慈禧太后,而是在《戊戌纪略》中喋喋不休地大谈保护光绪帝之办法的虚伪。其实,当时的慈禧太后的处境并无太大危险,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围园劫后的盖子揭开,如何善处光绪帝之事。
保全光绪帝应是他的最佳选择。在封建伦理道德强势的社会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若袁的告密引起帝位变动,就算袁保住了性命,也难保自己以后的前程。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袁也要将光绪帝从这场“谋逆”的罪案中洗刷出来。袁在得悉维新党人劫后密谋之后,不急于初四日告密,确有保全光绪帝之隐衷。袁在《戊戌纪略》中信誓旦旦,在荣禄面前以保全光绪帝为言,近于实情。
袁保全光绪帝的用心,也出于报光绪帝的知遇之恩。
袁世凯曾以他在朝鲜的政绩,赢得了光绪帝的好感与重视。早在光绪帝亲政的第二年,光绪十六年,就面谕李鸿章:袁世凯“甚有才识,我用他事甚多,可令其好好办,不可令其回来”(注:袁世凯:《致二姊函》,见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Ⅰ)》,第226~229页。)。光绪十八年,以海关道记名简放。十九年补授袁世凯浙江温处道。
甲午战争后,在举国上下要求变法练兵的浪潮中,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颁旨交督办军务处差委,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