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末，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中国政坛发生大变动。杨锐之子交出光绪帝密诏。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斥，进一步的处罚不明。配合着这个浪头，康有为一改仇视慈禧太后的常态，推波助澜，上书载沣，长达三千余言，备说是袁世凯蓄意制造“围园劫后”谬论，陷慈禧太后于不慈、光绪帝于不孝、不明。就在这种杀头之灾随时袭来的背景下，袁向他的亲信幕僚张一麐拿出了《戊戌纪略》。选择这个时候发表，实际上即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公开的自我辩白。袁世凯本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虽有的资料集将《戊戌纪略》改名为《戊戌日记》，亦大可不必按“日记”的要求去逐日索解。
还有，郭卫东先生所说关于袁世凯在告密“事后所受的非常礼遇”问题。其一，袁世凯初五日下午返抵天津，在车站受到大张旗鼓的欢迎，这是官场惯例，决不是因为告密引发政变立功之故。无论如何，即使是初四日袁世凯在北京告了密，初五日还正在政变运作的紧张关键时刻，此时，荣禄还不至于就发动属下专门欢迎袁世凯，因为远不到庆功的时候。
其二，政变发生后，荣禄奉慈禧太后之命晋京，由袁世凯以前直隶按察使、现候补侍郎的身份，在布政使裕长不在天津的情况下，短时期护理直督，这是符合当时的制度规定的。虽反映了慈禧太后和荣禄对告密后的袁世凯的信任，但确没有额外奖赏之意。
其三，在封建君主制专制制度下，发生皇帝谋划联系外臣禁锢大权在握的太后这样惊天的大事，而最终没有引起社稷变动，没有引起大的流血纷争，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袁世凯作为知情人，所表现的输诚和*才具，都得到了后党的赏识。这为以后袁的步步高升垫下了基础。但以后袁每步晋升（如擢升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等），都另有其背景和原因。决不是靠一次告密之功，就可终生平步青云的。慈禧太后决不会以封疆大吏、首辅重臣之位来奖赏一次告密。按慈禧太后的驭人术，没有因邀宠而获致高位和重用者。前有奏请垂帘听政的董元醇，后有奏请重新训政的杨崇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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