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馆藏，档案号：REEL No.1～0584，0343～0344，网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东京，http://www.jacar.go.jp/）图象数据。）。但也并不能表明袁世凯就承诺同他们一起，参与实行宫廷政变的*阴谋。再从康有为等设谋用群相拥哭，跪读密诏来感动徐世昌，又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以衔光绪帝诏谕，游说袁世凯入伙，执行围园劫后之谋，等一系列活动，都清楚表明袁世凯、徐世昌只是维新党人拉拢、利用的对象，而并非同他们一党。尽管袁世凯有维新思想、对光绪帝怀有浓厚的知遇之感，他也并无义务和责任必须参与维新党人毫无成功可能的*冒险。
据说，光绪帝弥留之际，慈禧太后征询重臣们立君嗣位的意见，袁世凯表示：“我辈汉臣，惟知国赖长君，其他非所敢言。”（注：刘体智撰：《异辞录》，中华书局（北京）1988年10月版，第216页。）彼时权倾朝野的袁世凯，出言尚如此谨慎，更遑论此时，维新党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将自己和光绪皇帝的命运系在袁世凯一身，一厢情愿地拉他做“谋逆”之事。袁世凯小小一介按察使，避之唯恐不速，是理所当然之事。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人的特点。维新党人利用袁世凯的幻想一旦破灭，产生某种怨怼也是自然的事。事后，维新党人不仅不坦承有“围园劫后”之谋，反说是袁世凯的宿意制造的谎言，借以“卖友”，“卖主求荣”，则完全属于又一种*了。
人们或问，何以索解后来光绪帝对袁的那种死难瞑目的深仇大恨。我想，可以这样解释：维新党人策划的“围园劫后”，光绪帝的确不知情（围园劫后之谋倘能成为既成事实，又当别论），而维新党人却声称受光绪帝指使。袁世凯告密后，慈禧必然以此穷追严诘光绪帝。推理起来，不知情的光绪帝自然以为是袁世凯宿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了奇祸的密谋。谭嗣同被不审而诛，没有留下口供。此后十年，直到辞世，光绪帝与社会实际是天人之隔，没有条件与可能了解真相，哪怕是其中一部分。误解与误会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历史疙瘩。
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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