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凯其人，功利而实际，权变而有度。他在奉旨督练新军之后，全力以赴，几近于封闭。在他的家书中，多次提到“日来早晚在操场，人情世故直置诸忘域”（注：袁世凯：《致袁世承函》，《袁世凯家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0年编印出版，第192页。）。光绪二十三年，升任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并不实任。二十四年，百日维新开始后，袁世凯却在专心编修兵书《新建兵略录存》，六月做序，七月成书四卷，九月完成付梓。并没有太多时间过问其他事情。虽然关心新政，但知之不多，只能在致从弟的家书中问一句“津上有新政否”（注：袁世凯：《致袁世承函》，《袁世凯家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第169页。）。
其二，袁世凯有变法思想，曾向强学会捐银，曾请荣禄代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也曾与维新派人士有所交往。这成了维新派在危难之际孤注一掷地求救于他的思想基础。但袁世凯有变法思想，并不等于他参与了或愿意参与维新派的*活动，尤其是*阴谋活动。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中旬，维新派人士徐仁录到小站游说袁世凯。事后，康有为说：“袁倾向我甚至……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59～160页。）。这只是维新派的一厢判断。一个月后，七月中旬，袁世凯到天津晋见上司荣禄，在天津写信给留守小站的徐世昌：“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衔，督理工商农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见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Ⅰ）》，第296～298页。）。以袁、徐二人之间的关系，袁说的应该是心里话。明白无误地说明，袁世凯对康有为导演的激进的*改革并不完全赞成。
其三，即使如毕水年的《诡谋直记》中所说，八月初一日，他在康有为处看到了袁世凯致康有为信表示感谢康的荐引拔擢，并说“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从而康有为和毕永年都认为“袁可用矣”（注：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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