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会坚持两广发难，带有狭隘地域观念。康有为不肯北上，顾虑之一是南中亲军未立，不能驾驭群雄。其战略主攻方向虽在广西，所依靠的正军还是广东游勇，领兵将帅也多为粤人。他指示总局：“我广勇为最精最勇之军，且言语相通，倚为心腹必广勇。厚集其势力，……合为一大团体，乃可制外省湘、鄂、淮、皖诸军也。”(《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8—119、149页。)这也是他不肯倚重长江的原因之一。防止诸侯乘乱生变的用意虽不无积极一面，但以地缘定亲疏，狭隘性判然可见。

　　然而，同门路线不能保障保皇会内部团结。梁启超与《知新报》因故失和，港澳之间也“气味不甚相投”(《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页。)，王镜如则行为诡密，在澳同门亦不能预闻机要，办起事来互相掣肘。一旦误事，又彼此猜疑推诿。康有为因“刚事”延误责怪徐勤，徐怀疑王镜如、欧榘甲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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