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页。)。可是,康同富到广州后,与无用之辈交往,且十余日即滥用数月经费,令康有为大失所望,斥责其“糊涂若此,安能任事”(《与同富书》(1900年8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0页。)。就连统兵一路的梁子刚,也是“好作高论,无所表见”(《革命逸史》第2集,第31页。)。
保皇会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以及各地参与变法维新的官僚,如陈宝箴、唐景崧、岑春煊、丘逢甲、黄忠浩、俞明震、康吾友、张荫棠等。他们虽有反清意向,但与保皇派同道而不完全同心。顺利时态度积极,形势危迫之际,或闭门隐居,或袖手旁观,或但求自保,有的后来还参与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屠杀昔日的同道。他们信奉的宗旨,恰如孙宝瑄所说:“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页。)。
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在纸面上,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茂盛招诱会党。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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