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扫除维新变法的障碍，解放人们的思想，戊戌思想家们对封建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进行了激烈的讨伐，他们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君主专制，指出专制君主制度的存在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理论上阐明资产阶级议会*的合理性。维新运动的主将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者也，为民办事者也，臣者也，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注：谭嗣同：《仁学》，卷下。）这一论述，提出了君民关系的新观念，指出封建君主并不是应天承运的权威，而是人民共同推举出来的，如果不为人民办事，人民还可以“共废之”，这就否定了君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

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戊戌思想家掀起了批判旧文化旧教育的热潮。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是厚古薄今、脱离现实的集中体现。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愚昧无知，抱残守缺的封建卫道者，只知道拿着几本圣经贤传来反对一切新生事物。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武器，冲破了封建统治“独尊”、“一统”的牢笼，为西学的输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梁启超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严复说：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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