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西方学习，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应的措施就是翻译西方书籍，办学堂、学会、刊行报纸。维新派认为译书、办学堂、办学会、办报刊这一整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是“陈其利害，广其见识，发其神思，开其风气”的唯一工具。几年间，“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无忌，警动当世”。（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48页。 ）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传统的八股取士被废止而代之以策论；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各地开设了许多普通学堂和专业学堂，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开始取代封建制度下的学塾和书院；在社会科学方面，西方的名著如《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浅说》被翻译并广泛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畅销书。各种各样的报刊，风发泉涌，百花齐放，或是议论时政，或是褒贬风气，或是介绍西学，或是评价人物，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维新派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借以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等级特权和专制君权。维新派以“西学”为武器，通过大量的启蒙宣传工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一股解放思想的热潮。在近代史上，许多革命党人都经历了由维新到革命的转变过程，其中戊戌思潮的深刻影响是促成其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戊戌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维新志士们所做的大量的社会启蒙工作，对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对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第一，戊戌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概念。他们正告国人，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注：梁启超：《新民说》。），正处在列强争夺“盘涡之中心点”。（注：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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