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他忠厚寡言，敦品励学，面对着顽固派设置的铁窗和屠刀，他从容镇定，以“缧绁到头终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杨深秀：《狱中诗》)的诗句，迎接即将到来的死神。这些为改革而流血的仁人志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梁启超所说的“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的诺言，(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他们的锐志改革，不畏艰险的高尚情操，已溶铸到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6 册第92页)我们可以说，在百日维新中，为改革旧制度，创立新制度而流血流汗的人，正是我们民族当之无愧的“脊梁”。

　　但是，还有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人们往往忽略了。这就是原来的一些在变法中同情新政，赞助改革的人，在慈禧上台后，一反常态，改变初衷，对维新派进行疯狂地反噬，清宫档案中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记录：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他是在变法开始前，最早向皇帝递奏章保荐康有为的官员。他的荐章说：“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破格擢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高燮曾《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洋弭会片》，光绪23年11月19日)同样是这个高燮曾在政变刚一发生，就又迫不及待地向慈禧表示效忠，声称“诏旨初颁，同声欢忭，莫不称皇上之孝，而颂皇太后之慈。并闻奉旨拿问康有为，尤为称快。”他还向慈禧献计说，外间风传西人必定将干预之说，故应将已抓获的谭嗣同、康广仁等人，“速行惩办”，以免勾串外人，变生意外，并请将康有为、梁启超“务获解京，或即就地正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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