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懋勤殿，这不过是康有为他们选拟的开制度局的处所，因此可以视之为制度局的代名词。康有为在拒绝阔普通武和谭嗣同、林旭等请开议院的时候，对此事说得很清楚：“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说：“上久与常熟议定开制度局，至是得诸臣疏，决意开之（指懋勤殿）。”(《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9页。)稍后，又在另一个奏折中重申：“伏乞皇上特下明诏，令群臣各荐才俊，府必一人，不问已仕未仕，概行征集阙下，大开懋勤殿，令入直行走，悬百国之图，备中外之籍，分列百政，各设专科，派以鸠集东西，斟酌古今，编纂政法，以备施行。”(康有为：《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事折》，《康认》上册，第347—348页。)，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为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的地方，但在同治之后，只有南书房诸臣有进到殿“应制作书”。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和光绪帝都想以此为皇帝同康、梁等十大维新“顾问官”统筹新政大局的地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企图以“复古制”的幌子来掩人耳目，反对派的阻力。但还是由于顽固派反对、西太后不允，开懋勤殿虽“为二千年未有之盛举，竟未及开而罢”(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477页。)。

　　因此我们说开制度局、懋勤殿和设议院，不是矛盾的两码事，而是只有高低级别之分并且互相衔接的一个系列。从主张开议院，到改议院为设制度局、懋勤殿，的确反映了我们一再申述的康有为思想的倒退，但并不能据此说康有为已经“背弃”了自己的*纲领，“消灭”了同洋务派的界线。洋务派从来就没有主张实行议会制度或类似议会的制度，而是坚决维护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新与洋务，康有为和李鸿章，乃至光绪帝与西太后，他们在政纲上的界线应该说是清楚的。

　　第二，关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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