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反帝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简单地以此来标签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那么我们将很可能得出如此令人不能接受的结论：义和团比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进步，因为义和团的勇士都是爱国主义英雄，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卖国主义”奴才；假若据此就说维新派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与洋务派达到了熔合一致”，那么孙中山等革命派又何尝不是这样？由此势必又从另外一条途径证明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和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脉相承，一个家族。事情终于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论者的反面。

　　正如我们不能苛求孙中山在接受*党帮助之前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明确的认识一样，也不能硬要康有为知道他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而无法知道的事情，从而不做对帝国主义抱幻想的蠢事。作为后人，从前人身上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借鉴是应该的，但是过多和过严的指责却又是不必要的。

　　如同分析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我们在比较康有为等维新派和李鸿章等洋务派性质的时候，必须首先注意到能够说明他们质的规定性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倾向，力求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洋务派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不要求也不愿意破坏旧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只是企图通过“局部修缮”来挽救和加强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一句话，他们对于“洋务”，要的只是体现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科学技术，而拒绝了体现资本主义本质的精神文明即资本主义的*学说和制度，终极目的仅仅为了巩固大清封建统治，因此把这样的一个*派别称之为“地主阶级改良派”，把这个派别推行的洋务运动叫做“地主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可能更合适一些。而维新派不同，他们不但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最主要的是主张改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一句话，终极目的是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是否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这是区分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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