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反帝的人物和事件，固然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然而不能倒过来说：凡是不反帝、对帝国主义认识不清甚至心存幻想的人和事，都是一丘之貉，必须通通反对，一概撂倒。大家都明白，在*党出世这前（或马列主义传入之前）的中国，那怕是激进的维新派如谭嗣同，或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如孙中山，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也往往是模糊不清，缺乏本质认识的。在这方面，他们和康有为大体处于同一水平上。就以据说即使变法胜利，也很可能被载□和康有为所“镇压”的激进的维新分子谭嗣同来说，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方面，也没有丝毫比康有为高明的地方，第一，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的表现，我们应该感谢帝国主义，如果进行反帝斗争，那就是不知感恩、不自量，到头来也只能自己找死(见谭嗣同：《仁学》卷下，《谭嗣同全集》第61页。)；第二，主张把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这些“大而寒□”的领土（据现在疆域统计，共约633万平方公里）分别出卖给英、俄两国，所得款项一用于对日赔款，二用于变法维新(见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407页。)。应该说明，谭嗣同的这些错误主张，从时间上说，比康有为的“卖国主义”还要早几年呢。

　　再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说，在接受*党帮助之前，在反帝问题上，他和康有为一方面接受了物况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侮辱，“皆由（中国）向来闭关自守，不知变法”(康有为：《清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康论》上册，第261页。)；是清朝“政体不好的原故”(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1981年，中华书局版，第一卷第325页。)。都归罪于中国积弱，而不是去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另一方面，又都拜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为师，康有为从日、英仿制了君主立宪的蓝图，孙中山则从美国抄来了民主共和的方案，并都把这种蓝图、方案当作中国救亡图存、振兴发达的法宝。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康、梁维新派不但本质相同，而且表现也是极为相似的：康、梁把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看作至友和救星，孙中山也“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即第二个祖国(《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53页。)；维新派主张对外让权借款以变法和中、日、英“合邦”，革命派则认为必须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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