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还随意附会,例如用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去附会孔子的思想,把孔子改铸成一位“民主教皇”,颇为荒唐。由于以上这些错误和缺点,就使人们很难从整体上接受这两部书,而书中那些有价值的疑古思想也就被遮蔽了。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围绕这两部书发生了许多学术论争,这些论争没能促进维新思想的传播,反而淹没了变法的主题。
第二,当时是改良主义风行,还不具备全面清理旧文化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因此人们还不可能从彻底批判封建文化的角度去感受和发掘书中疑古思想的意义,像后来古史辨派所做的那样。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由于坚持立宪保皇立场,*上的影响日渐衰落,《伪经考》和《改制考》更很少有人问津,只有个别学者如崔适等继承了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并有所创获,但不成气候。直到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崛起,经过他们的发掘和阐扬,康有为的疑古思想才重放光彩。
古史辨派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个学派的倡始者顾颉刚曾谈到他们起意考辨古史的原因:“当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了怀疑态度,要求批判接受,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古史辨》第1册,第9页)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古史辨派为什么对康有为的两部疑古著作那样欣赏和推崇了。
在本文第一节中,我们已援引过顾颉刚、钱玄同对《伪经考》中某些具体论点的申说,其实古史辨派不仅赞成某些具体论点,更从整体上肯定《伪经考》和《改制考》两书的疑古精神和考证方法。例如顾颉刚说:《伪经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改制考》“论上古事茫昧无稽”,“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他并且表示:“我对于长素(按,即有为)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
(《古史辨》,第1册,第26、43页)钱玄同称赞《伪经考》“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新学伪经考》附,第388页)。刘节写道:“康老先生所做的《孔子改制考》,把孔墨以下几位哲人的苦心弧诣和盘托出。他虽自命为今文学家,但这种工作已经拆穿今文家的西洋镜而有余了。至于他的《新学伪经考》,对古文家的阵地下一场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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