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思想理论武器，既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黄老之学；既不是宋明理学，更不是训诂考据，而是匆匆忙忙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社会*学说。人们把戊戌变法称为思想解放运动或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思想、理论如果不同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的需要相结合，它也不会凭空地起到“解放”和“启蒙”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党宣言》中说过：“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戊戌变法不但标志着中国封建思想开始瓦解，同时也标志着封建社会生活条件的瓦解。维新变法不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头脑中思想、理论的产物。相反，他们的思想、理论倒是社会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的产物。因为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毕竟有了一点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资产阶级虽然弱小，但却是新的经济力量、*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代表。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它一经出世，还等不及壮大和成熟，就登上了*舞台。戊戌变法，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出世以后，在*舞台上首次新颖、勇敢而悲壮的演出。维新志士中间最杰出、最激进的谭嗣同在这场悲剧收场时发出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独白。这渗透了血泪、愤怒和绝望的声音，宣告了一代英杰维新救国宏图的破灭。

　　戊戌变法的破灭，并不意味着变革的终止。历史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而每一个浪潮，都留下了自己时代的痕迹和特征。站在这潮流前面的人们，虽然有的被洪峰吞没，或有的被下一次浪潮抛在历史后面，但是他们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声音和足迹，却是永远不会消逝的。

　　康、梁、严、谭等维新志士，在当时的确不愧是先进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救国救民为己任。他们坚信自己的改革主张和变法事业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理所当然。康有为说，“今当以开创治天下，不当以安成治天下；当以列国并争治天下，不当以一统无为治天下。诚以积习既深，时势大异，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上清帝第四书》）。他认为世间万物和治国之法“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上清帝第六书》）。梁启超更说得明确而直率：“法者天下之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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