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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后话 戊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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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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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重大的*变革，戊戌变法的发动不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都是很不充分的。新生而幼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上的代表维新派，可以说是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仓促上阵。人们会问：改良变法的思想不是宣传很久了么，全国不是有几十个以维新相标榜的学会和近三十种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么，而一八九五年“公车上书”时签名的举人不是就有一千三百多人么，这还能说准备不充分吗？其实，只要具体考察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不难作出判断了。所谓维新思想的宣传，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虽然已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提倡“西学”、主张变法的著作，但流传很少。比较大规模的宣传是甲午以后相继创刊的《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和《湘报》等。至于学会，北京的强学会虽曾有一定的号召力，但不久即被解散。此外只有湖南的南学会在*上思想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许多学会大都是匆忙筹设或有名无实。说到上千人签名的“公车上书”，那确实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请愿，然而签名的举人可以说绝大多数是激于一时反对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民族义愤，而主要的不是要求维新变法。从现存六百零三人签名者的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举人中间后来实际参加维新变法活动的，除了发起人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梁朝杰以及杨锐等个别人物外，几乎再找不出什么人了。因为一时愤激过后，他们依然还是老样子的“举人”或“进士”。可以说其中多数人，并不是康梁的“同党”。但不管怎么说，资产阶级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在那样的内外环境中，出于救亡图存、改良维新的信念，挺身而出，无所畏惧，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而悲壮的一页。至于他们中有些人后来的蜕化和倒退，那就是另当别论的问题了。
（资料来源：《红旗》198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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