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康、梁、谭等维新志士，大多数人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凭借热爱祖国的自觉和初步接触到的一些“西学”知识，可以理直气壮、滔滔不绝地发表维新变法的理论和方案，可以比较大胆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传统思想的弊病和陈腐，然而限于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他们把维新变法看得过于简单容易了，认为只要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中央和地方的当权官僚、士大夫们懂得了维新变法的道理，新政就会通行无阻，立见成效。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只要“皇上乾纲独揽”，考察日本明治“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他甚至还说，中国只要“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其实，变法维新哪里会如此轻而易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统治下的中国，怎么会允许这些无拳无勇的维新志士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呢？当权的封建统治阶级又怎么可能甘心退让，把他们的“江山社稷”拱手送给那些“离经叛道”的“康、梁之徒”呢？所以在“百日维新”期间，皇帝发布的新政“上谕”尽管如雪片飞来，但绝大多数都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当时在朝廷内外，朝野上下，除了维新派和少数“帝党”开明官僚之外，可以说对维新变动那一套理论主张，不是视为异端，加以阻挠破坏；就是茫然莫解，心怀抵触。等到康有为等人感到阻力太大，改而采取缓和矛盾的策略，暂时收起“开议院”、“定宪法”等主张的时候，反动势力早已磨刀霍霍了。

　　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中国的社会、国情缺乏清楚的认识，这不能责怪他们或因此而贬低他们。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五四运动以迄中国*党的诞生，用了八十年或更多一些时间，才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基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指导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而在此之前的每一次改革和革命运动，都使得这种认识前进一步、加深一步。后来的革命和改革对以前的革命和改革，既是否定，又是继承。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和环节。它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当然也留下一些沉重的教训。恐怕这也就是它至今还被人们所重视、所研究的原因。

　　第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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