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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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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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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厉阶”；其三，保教主张必然助长民教之争，威胁国家安全，“万一以我之叫嚣，引来他人之叫嚣，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县之头；如胶州之案，以两教士而失百里之地丧一省之权；如义和之案，以数十西人之命，而动十一国之兵，偿五万万之币者，则为国家忧”。（注：《合集》，文集之九，第57页。）可以说，梁启超当时否定保教主张，除了基于他对宗教问题的认识有所加深外，主要还是出于对国家理性的关注；从先前的强调保教到1902年否定保教，充分体现了梁氏从文化主义到国家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变。
再者，放弃保教也是梁启超思想趋于成熟、由追随康有为到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一个标志。如所周知，戊戌时期康有为创立孔教，不但是他的社会哲学基础和变法的理论根据，同时也是康门学派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在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之后，梁即认识到这是背叛师门之举，事关重大，为避免因自己的言论导致外界对康门学派的误解，他就此专门写信给康有为，建议将在《新民丛报》上专门安排发表一些阐发先生之宗旨的文章，以释“外人之疑”，“知先生非如行辈者流，好为急激之言矣”。（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8页。）同时，放弃保教主张也预示梁在流亡日本三年之后所学到的西学知识，已足以使他有能力摆脱“好依傍”古人的思想痼疾。梁启超于戊戌时期之所以提倡保教，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些动机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当时西学知识有限，缺乏思想独创性，只能从传统的思想文化中挖掘资源，只能惟老师康有为的马首是瞻。1901年底梁在所著《南海先生传》中即表示正是流亡日本之后西学知识的长进，促使他对老师康有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产生疑问，指出：“吾自从学以来，悉受斯义，及今既阅十余年，骛心末学，久缺研究，而浏览泰西学说以后，所受者颇繁杂，自有所别择，于先生前者考案各义，盖不能无异同。”（注：《合集》，文集之六，第69页。）后来，在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梁也强调1902年放弃保教主张是他个人思想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指出：“此诸论者，我虽专为一问题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注：《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5页。）总之，通过放弃保教思想，梁氏既摆脱了老师康有为的思想窠臼，也跳出了好依傍古人的思想痼疾，从而实现了他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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