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申报》则报导说：“先是本月初四日候补侍郎袁慰帅晋京陛见，康有为等曾奏请饬调新建陆军三千人，入京围颐和园，劫令皇太后改易服式，为天下倡，幸皇上天亶聪明，未为所惑，而慰帅微有所闻，即于初五日陛辞出京，密告荣中堂，电奏皇太后，宫寝得免震动。”（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07页、第441页、第432页、第428页、第421页。）这两条史料所述袁世凯得知密谋的经过并不相同，明显都是错误的，说明作者并不清楚训政经过，值得重视的是两条史料都说由荣禄电奏太后才引起训政的，但未具体说明电报怎样达及太后之手。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至李盛铎函倒是说得具体些：“袁乃密白略园（荣禄），电庆邸（奕劻达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松堪小记·戊戌政变实录》。）
电奏比荣禄亲自赴京告变似乎合理些，但荣禄却不可能采用。当时北京中央各部门只有总理衙门和兵部设电报房，所以电报不能直达太后处，需经奕劻这样的王大臣转递。奕劻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如果要发电报给他，应发往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有严格的办事章程和保密制度，但是不能很好地贯彻，事实上管理很混乱，时常泄密。张元济曾回忆说：“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甚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那能不亡国？”（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26页。）本文前引驻日公使裕郎西的密电也被张元济等看到了，并被传扬出去。荣禄为保密起见，不会通过总理衙门去告密。据时人记载，荣禄在政变前与慈禧太后之间的联系是由大臣、宗室往来传递消息的，连初六日太后训政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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