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初九日的密旨可知慈禧太后已得到了荣禄的密报，但她究竟在哪一天得到的呢？

    据《戊戌日记》说，初六日晚杨崇伊到荣禄处出示训政之诏。杨崇伊之所以要特地向荣禄报告这一消息，是因为杨在上请训折前曾找荣禄商量过。当晚他们自然会议论政变的有关问题包括维新派的“逆谋”，并商量了对策。有论者认为正是杨崇伊返京时带回了天津的密报，这是有道理的。据八月十七日《申报》一则《津友再述国事要闻》报导，杨崇伊是初七日乘11时20分的火车离津回京的。（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428页。）本来当天早晨有令停止京津火车，以便捕拿逃逸的康有为，但11时20分天津开出一列专车，起初人们以为是荣禄进京，后来才知道是杨崇伊。杨崇伊不过一御史，竟能乘专车回京，显然是有重要使命的，即受荣禄之托向太后告密。杨崇伊应于下午2时左右抵京，太后应在当晚前后得到密报。

    太后得到密报就应该布置拿办谭嗣同等，时间不应迟于初八日，但现在我们见到的逮捕令是初九日发出的，为什么要迟一天呢？

    原来，步军统领衙门于初八日已在密拿谭嗣同等人。据一个名叫魏允恭的京官初八日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说：“南海系奉太后密旨拿问，密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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