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光绪帝于八月初二日发布的令康有为出京的明诏,使“国人骇悚,知祸作矣”(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写道:“初二日明诏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60页))。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立即密商如何救皇帝。而御史杨崇伊等顽固派则乘机奏请慈禧太后训政。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杨崇伊“吁恳太后训政”密折,末署八月初三日,但内中有“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字样,可知该折草于伊藤博文七月二十九日进京以前。草就后曾找人联署,但不很顺利,直到八月初才单独奏上。有论者根据末署日期而论断此折上于初三日,其实末署日期并不一定是奏上日期,此折当上于初四日。
自慈禧太后归政以后,太后处即不设奏事机构,御史杨崇伊不能自行将密折递到太后手中,须请王大臣代递,杨的密折是请庆亲王奕劻递的。张尔田曾述及递密折的经过:“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亲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佛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是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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