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自保，又极力洗刷自己与维新派的关系。政变后，张之洞立即上书，请重惩维新派，并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交涉，试图引渡逃亡日本的康、梁等人。但就其本意来说，他仍为新政的失败和被废除而惋惜，他的幕僚称他“不但本心之事不能做一件，即本心之话亦不能说一句。”（注：《戊戌变法》（一）第344页。）陈宝箴被革职后，张之洞表示：“湘省失此福星，鄙人失此德邻，如何如何？以后湖南教案、开埠、铁路之事，必然枝节丛生，三湘无安枕矣。”“思之忧灼，夜不成寐”。（注：《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32。）在清政府下令封禁南学会、保卫局时，张之洞也曾做过一些努力，试图使保卫局在保甲局的名义下继续存在。
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等人因无株连之惧，态度有所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维新派，抵制顽固派废除新政的行为。李鸿章在康有为赴上海前“遣人慰行”，（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政变后“言捕新党之谬”，当西太后说有人告他是新党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28页。）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获罪的徐致靖，安排张元济到上海落脚。刘坤一也冒险上奏，吁请“曲赦康梁”，（注：《戊戌变法》（四）第201页。）“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资造就而育真才”。他还对西太后严禁报馆学会的谕旨进行力争。维新运动中罗振玉等人曾于上海创办农学会与《农报》，戊戌政变后，朝旨禁学会报馆，罗振玉等人害怕牵连，主张自行关闭，呈报刘坤一。刘埋一表示：“农报不干*，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农社虽有乱党名，然既然学会，来者不能拒，亦不必解散。”并批上海拨款二千元予以维持。（注：《戊戌变法》（四）第250页。）盛宣怀在政变后上书庆亲王奕匡力说：“训政以来，百事皆归旧辙，而寰海疑议纷腾，以为更新不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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