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旧又似太激。”他还借列强的名义向朝廷施加压力。说“外人皆曰中国若是，恐难自强，不如各自为计，分谋占夺，并将以兵力胁制，为干预内政之谋。”（注：转引自夏东元《盛宜怀戊戌维新异同论》，《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六君子遇难后，大学士王文韶密示尚在北京的严复赶快离京躲避，严复立即去了天津。
上述说明，对维新运动的失败，洋务派是痛惜的，并且做了一些努力，使新政能薪火相传，不致全军覆没。只是他们囿于身份地位、认识水平及官场习气，不可能公开、正面抵制顽固派。这是软弱的“同路人”的姿态，而非顽固派同党或帮凶。所谓“与顽固派共同胜利”之说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庚子事变后，洋务派再次活跃于*舞台，掀起了新的变法改革浪潮。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联衔上奏，吁请改革，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被清政府采纳，成为清末新政的指导性文件，其内容与维新派在戊戌时期的要求基本相同或更进一步。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诸人也接受了“议院”的主张，并赞同在中国设立君主立宪政体。至此，洋务派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成为立宪派的右翼。
五
通过上述考察，可得出如下结论：甲午战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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