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旧业。”不久该会正副会主或死或走,于是张恭与沈荣卿等人自立一山堂,定名龙华会,沈荣卿、张恭为正副会主,在金华府属八县均有分部,拥众二万余人。该会另在台州、处州、绍兴等府也有分部,拥众数千人。因此可以说,1903年春陶成章、魏兰的浙东之行奠定了联络各府县主要秘密会党之基础。
浙江会党的组织和力量不像湖南那样集中,除了前述的几大支外还有王金发的乌带党、竺绍康的平阳党(本名平洋党,本部在嵊县)以及余孟庭、夏竹林等人的私贩党即青帮,同时也缺乏像马福益那样有巨大号召力量的首领。浙江会党的特点是山堂林立,名目繁多,各据一隅,互不相属,宗旨各异,各行其是。很明显,龙华会与庚子勤王之役有关,伏虎会以排外为宗旨闹教,它们的*目标都不可能是反清复明。只有白布会攻城夺地,反清色彩突出。上述情况给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光复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二
从陶成章后来制订的《龙华会章程》来看,光复会联络会党时迁就了传统的“反清复明”的*理念。《龙华会章程》虽然起草于1904年春陶成章浙东之行之前,但其中涉及对消末立宪的批判。其中第二章第二条“命名”明确宣布:“我们兄弟家所做赶去皇家的事件,并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去的,还要众位兄弟同心协力呢?所以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4](P135)因此可以认为它就是1908年的《革命协会章程》。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称:“于是,有陶成章、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开一大会,打成一团,名龙华会。”陶成章自己写的《浙案纪略》也说:“戊申春,夏间,浙江革命党人另订一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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