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袁世凯又有奏章呈递：请谕准大清国自造京张铁路，并保派侯选道詹天佑先行查勘。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力更生建造的铁路。同时，在“新政”时他还曾编练新军，并运用这支武装力量，游刃于尖锐复杂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之间，并把势力渗透到朝野上下，成为中外推崇的“强人”。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不遗余力地推行“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等政策，运用政权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现代企业为主干的经济基础，并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革新，客观上促成了直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洋洋大观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资产阶级的青睐。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与立宪派进一步建立了*联盟，为宪政改革而痛切陈词于皇上，奔走策划于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实行立宪改革，从而赢得资产阶级的喝采，称他为“伟哉”〔5〕。
1909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使他在此后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二三年中，远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世凯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也把袁世凯视为“同种”与“异族”的清王朝区别开来。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是孙中山让位的一个客观原因。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其选择是一致的，那就是拥袁弃孙。
武昌起义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