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猝然发起，猝然成功，而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是屡战屡败，可以说，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大大出乎革命党人的预料，在混乱的局势面前，革命党人慌忙把领导权让给了黎元洪。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也是担心外人干涉，而把希望寄托在“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的“雄才大略”的袁世凯身上，希望他能与革命军一致行动，推翻满清政府。那么“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襟怀虽然坦荡，但也可以反映出革命党人尚没有一个足够的思想认识，没有一个成熟的组织政府的准备方案。于是，大权旁落也就成了自然的了。 

第二，在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当中，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革命党人中有着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剩下的就是建设民国的问题了。孙中山宣称：“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到，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9 〕把资产阶级革命目标降低到仅推翻满清的程度，忽视政权的建设，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了“借外债以兴实业”，以及防止资本家垄断的主张，醉心实业即民生，至于政权问题，似乎已是细枝末节〔10〕。此类观点，在革命党中大有市场，正好给袁世凯之流以可乘之机。当然，孙中山对袁世凯还是有警惕的，如1912年9月16日，在北京袁为孙饯别的宴会上，孙中山就曾警告袁世凯：“满清幸已推翻，如云国中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前，孙也试图约束袁世凯，但流水落花，大势已去。 

第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经验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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