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作为革命党人领袖，尚不具备国家领导人的声望和素质。即使在同盟会内部，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唯一的。这从多次倒孙风潮可以看出。孙中山回国以后，虽然作为革命派的领袖赢得了欢呼，但是在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那里，孙中山的形象却与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用人标准不相符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张謇便“与孙中山谈政策”，得出的结论是“未知涯畔”四个字。〔11〕他们用传统士大夫特有的排斥和傲慢的眼光审视孙中山，认为他的思想太肤浅了。“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司法、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即各国*风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合贯通。”资产阶级立宪派需要的是具有传统儒学知识分子特征的领袖。这与革命初兴，从传统知识分子转变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恋旧情节有关，孙中山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因而也就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同时，由于孙中山长年流浪海外，没有执政的经验，他所接触的，主要是西方的那一套，并没有和中国这个泱泱农业大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么资产阶级对孙中山的批评，也就不是空穴来风，而有其自身的原因了。
从革命党同盟会来说，可以说它还不具备领导全国的规模，还不成熟。同盟会自成立时，内部便始终贯穿着激烈的矛盾直至组织上的斗争，从组织自身削弱了革命党的功能。并且革命党人长年寓居海外，从事的多是些革命暴动和宣传，对于如何管理组织一个国家，未曾多措意，更无实践经验。所以一回国，他们与长期宦海浮游的立宪派和其他新旧官僚相比，明显缺乏*经验。黄兴回国后，就“自愧学谫，无补平时”，认为袁世凯之才，“高出兴等万万”，对领导国家缺乏自信，在袁世凯面前自惭不如。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流浪海外的职业革命者在初掌政权时，又怎比得上袁世凯这样的盗世奸雄？临时政府成立后，内外交困，捉襟见肘。如在中日合办汉冶萍煤矿问题上，触痛了资产阶级及全国人民敏感的神经，引起了一致反对。对当时的临时政府来说，只不过达到了“电报统一”，而并非实际统一。临时政府面临着巩固政权、发展革命的艰巨任务。而此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早已处于十分涣散状态，即“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所以在当时“非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澄清宇内，底定中原”。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孙大总统殚精竭虑，也只有穷于应付，颇有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发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经验之人”，“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的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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