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下午，邓廷铿又来到孙中山的房间。孙把他当救星看待。《伦敦被难记》说：“予乃叩以尚有一线生机否？”邓对曰：“生机正是未绝，特君必须遵我命而行，慎毋再误。”于是邓“乃劝予致书公使，乞其相宥。予从之。”邓见孙已同意，即“命西仆柯尔将纸笔墨水至”。孙认为，“上书公使宜用汉文，未便作西文”，要求用中国文具。邓说：用英文写为好，“盖此间大权均操诸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此书，宜畀马凯尼也”。孙握笔准备写时，即问：“书中宜如何措辞？”邓也一一指点。于是，孙很快写就了乞求相宥书：“谓身系良民，并非逆党，徒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诣使馆，意在吁求伸雪。”孙写好后即折叠交给邓，邓立即揣进怀里，转交给马格里。 

尽管孙中山离开清使馆后一如既往，坚持革命，但是，他在清使馆书写“乞其相宥”书，这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可抹煞的错误。自然，这不影响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伟大。 

是什么原因使孙中山在思想上发生了波动？他在《伦敦被难记》中有一个说明：予此举实堕唐某（指邓廷铿——引者）之奸计，可谓其愚已甚。盖书中有亲诣公使馆吁求伸雪等语，是岂非授以口实，谓予之至使馆乃出自己愿，而非由诱劫耶？虽然，人当堕落深渊之际，苟有毫发可资凭藉，即不惜攀以登，更何暇从容审择耶？更何能辨其为愚弄否耶？”在这段文字中，中山先生承认中了邓廷铿之“奸计”，承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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