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五，四川将军玉昆，总督赵尔丰直至司道各官等均联名电奏，以现在四川民气甚固，事机危迫万状，恳求曲顾大局，准予暂归商办，以免激生意外。7天后，又发出第二次联名电奏。可以说，这是处于危机四伏中的地方官员们作出的最后努力。但仍然无济于事。十三日，铁路公司会场出现川人自保之商榷书，提出不纳税的主张。矛盾进一步激化。
十五日赵尔丰逮捕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罗纶等人。成都市民闻讯后，纷纷聚集于总督府前，此刻，四川省府的巡防军开枪射杀民众数十人。这一血案的造成，使局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革命形势迅速成熟。十七日，清廷令赵尔丰剿办四川“逆党”。二十日，又进而令端方带兵入川，而端方在半途被起义士兵所杀，与此同时，武昌起义也趁机爆发，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也因清政权的崩溃而告终。保路运动则作为埋葬清王朝的革命的导火线而载入史册。
铁路国有政策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单纯从一个后发展国家交通现代化的逻辑来看，政府所采取的铁路路权国有政策，是在对过去商办铁路失败作出反思之后形成的，是合乎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经济逻辑的。然而，这样一种合理的政策为什么在实际中遭到失败？甚至最终导致这个政权的灭亡。
首先，即使是合理的政策，只有在得到民众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对于一个推行现代化实业政策的主政者，作出某种政策选择，不但需要合乎经济发展的逻辑性，而且需要合乎*运作的逻辑性，必须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的条件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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