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即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王人文再次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意见，而且态度更为坚决明朗，他甚至指名道姓地指斥盛宣怀“欺君误国”，认为借款合同丧失利权太大。在电文中他还向摄政王具体地描述了两天前在成都召开的铁路总公司大会的人心激奋的场面：“大会到会一千余人，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弹压，巡兵听者也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而在政府方面，态度也同样变得越来越强硬。整个形势剑拔弓张，并迅速两极化，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成都全市罢市。而革命党人则在其中进一步在保路同志会中策划革命煽动。 

在被称为“赵屠夫”的赵尔丰到任取代王人文以后，他同样感受到成都市民民情激昂。一开始，他所具有的现实感也促使他认识到，对川民中强烈的抵制情绪决不可硬行压制。他也采取与王人文同样的态度，要求清廷收回川路国有的诏令，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但清政府在盛宣怀与端方这两个强硬派的影响下，态度一直十分强硬，清政府不但不肯作出丝毫让步，而且还对赵尔丰进而施加压力。 

农历七月一日，成都全面罢市，学校停课，各街供光绪牌位，表示对现行政策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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