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事实,政府的建议看来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宽宏大量的。”
然而,政府对四川的解决办法则是,仅仅换回实际上用于铁路建设的股款,而并不换回全部股款。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据估算,其中的一半,即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而其余的另一半,即700万两中,几乎有一半是由于该公司的一位经理施典章,在从事上海的墨西哥的橡胶股票投机时亏空净尽。[14]因此,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被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钱庄去从事投机而全部亏空的300万元,则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对此负责。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15]
保路运动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清政府将川汉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的上谕,于五月初到达成都。成都商办铁路公司召集在成都的股东,举行临时会议,共同商议对策。
一开始,在商办铁路公司内部,确实存在着温和与激进这两派意见。
商办派中的温和派,以在京的资政院川籍议员萧湘为代表。这些人已经现实地认识到,商办铁路可以说实际上已经破产,此路行不通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尤其在政府已经明确广发告示取消各商办公司向老百姓摊派的租股之后,民间势必不再认购租股,而租股本来就是本公司股金的主要来源,既然连这种租股来源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募股有名无实,全不可恃”了。但他们认为,虽然继续坚守商办立场已经没有意义,但是,人们表面上仍然应反对国有,这样做的目的是向政府提出更高的要价,以争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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