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亲临前台的重要地方大员处理四川铁路问题的态度,都与朝廷僵硬的做法相左,这不是偶然的。然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均没有受到政府的肯定,相反,他们的态度反而被清朝主政者视为是这些地方官员无能的表现。在如此关键的危机时刻,处于庙堂之上的朝廷主政者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现实民情的感知能力。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的一点是,盛宣怀拒绝偿还四川商路公司中亏空的300万元,这一关系到四川股民切身利益的处理办法,是激起四川反对铁路国有风潮的导火线,并进一步引发先是在四川,后来又蔓延到湖南、湖北与广东的反对国有的风潮。对于盛宣怀的这一做法,究竟应该怎么看?
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四川商办铁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盛氏曾明确表示过,政府不能把从全国老百姓聚集到国库的钱,用于补偿民办铁路公司由于自己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这话听上去也可以说振振有词。然而,*决策的逻辑并不等同于经济的逻辑。
盛宣怀本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他有着过人聪明。但*家的智慧并不等同于商人的智慧。*家的精明首先表现在对民众心理有切实的洞悉,*家需要有一种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协调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人需要的是精明的斤斤计较,而*家则恰恰需要的是在“识大体”基础上的“模糊”,需要着眼于*上的大局。质而言之,需要的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胸襟。
正因为如此,张謇后来在评论清末铁路国有失败的原因时,曾批评盛宣怀完全不懂得国家对于人民应怀有一种“涵复之义”,当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承担政府官员角色,并面对*大局时,如果仍然没有摆脱经商时那种单纯的“算盘思维”,他就是大愚若智了。这里实际上还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一个*人物原有的社会角色以及受这种社会角色制约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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