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由于远离祖国，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局势不甚了了，从而使自己的判断往往脱离中国实际。诚然，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曾电请黄兴、宋教仁转电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刘望龄等：《辛亥革命大事录》，第57页。)，但这不等于说孙中山真的有驾驭时局的能力，因此他在10月31日说的“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孙中山：《致咸马里电》，《孙中山全集》（一）年544页。)，难免过于自信。此后，孙中山还发表了关于乐于接受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总理职位、中华民国一切内外大计非他不能主持等意见(参见孙中山：《与英国记者的谈话》、《与胡汉民廖仲凯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第554、559页。)。可惜，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办法，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认为“此次武昌事起过于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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