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他更专电袁世凯,声明“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孙中山:《致袁世凯电》,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全集》(一)第576页。)等等。
在武昌首义和全国反清革命形势蓬勃高涨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的态度如此含糊与软弱,何况其他革命党人!“党员步调不齐,人格堕落,革命初成时已渐暴露”(章太炎:《民国光复》,《章政论选》下册,第843页。)。章太炎此说符合实际,当时革命派内部原有矛盾呈公开化,新的分岐不断产生,乃至同盟会内也“意见不相统属,议论岐于万途”(《天铎报》1912年1月2日。),连会议都无法召开。就以孙中山以外最具代表资格的一些革命领袖人物来说,情况确是令人沮丧。黄兴十分害怕袁世凯象当年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势力,而愿送“他一个民选总统”,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李书诚:《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切盼袁世凯能“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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