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一昼夜，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一部分被捕死难。林觉民被捕，清吏刑讯时，坚贞不屈，在堂上演说革命大义，说到国家危亡，捶胸顿足。死难烈士中知识分子至少十四人。(罗家伦：《黄花岗革命烈士画史》：死难烈士八十五名，其中日本留学生九人，在中国读书的学生一人，教员四人，记者一人，军人十三人，农民十四人，工人三人，东南亚归国华侨三十一人（其中记者一人，教员一人，工人十三人，手工工人及商贩十六人），另有九人职业不详。转引自〔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Huang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vtion）。)在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历次武装斗争中，知识分子满腔热血，慷慨悲歌，表现了灼烁的爱国热情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三、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播下革命种籽，撒开革命火花。一些知识分子加入同盟会后在各地建立许多地方性革命团体，通过会党和新军发动群众。如湖北刘静庵等组织的日知会，印刷了大量革命宣传品散发湖北各地，并分赴渡口、茶肄，演说革命道理；设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投身新军，充当士兵以发动军队。日知会与湖北的学界、会党和新军建立密切联系，革命组织迅速发展。日知会遭到破坏后，会员在湖北各地建立武汉阅报社、湖北军队同盟会、沔阳众进会、黄州明德社等，继续斗争。湖北军队同盟会，后改组为群治学社，再改为振武学社，1910年12月改为文学社。这就是与共进会共同布置武昌起义的组织。
四、刺杀反动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以此振奋人心。同盟会中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唯心历史观的指导下，激于义愤，急于求成，不愿把自己的斗争与群众的斗争相结合，而醉心于暗杀活动。他们说：“往者，吴樾一弹，徐锡麟一击，风雨为泣，鬼神为号，祖宗玄灵于是焉依，毡裘之族，震□而丧所持守，有甚于萍乡之举义，则岂不畏众力而屈于一人之下哉？”(汤增璧：《崇侠篇》，《民报》二十三期。)他们认为：刺杀“用志专而行事简，流血五步之内，虽有万众无所施，夺无恶之魄，而作国民之气，惟刺客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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