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民报》二十五期。)用暗杀手段刺杀个别反动人物,并不能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更不可能改变整个旧的社会制度。暗杀活动的增多,反映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与反动派斗争,这种精神鼓舞着人们去战斗,人们也从他们的血迹中吸取教训,去寻求武装斗争的道路。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显得特别活跃,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和愿望,通过他们来反映;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通过他们的活动来体现。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从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开始就同封建统治者处于对立的地位,在反抗封建势力的不断斗争中而发展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并夺得了独占的*统治。在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切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道路。在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历史过程中,一些买办、买办商人、官僚、钱庄主以及盐商、粮食商等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决定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有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依赖。当民族资产阶级一经产生,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形态和建立独立的思想体系,就要仓促作战,当然只能从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寻找思想武器,这样知识分子就作为他们的阶级代表浮到时代的前列。又由于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乃是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独立,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主题。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的民族意识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结合,从爱国发展到革命,挥发出强烈的战斗性。而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封建意识形态发展得完备而成熟,弥漫于古国的大地,要唤起人们的觉醒,需要一个启蒙运动。可是挽救民族危机已是燃眉之急,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挽救民族危机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紧密结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密切联系,启蒙运动与武装革命并行。处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就特别显示出来,成为民主革命思潮传播的桥梁,民主革命斗争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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