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知识分子附着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不存在着属于本阶级的阶级劣根性。他们又往往是在封建制度下成长，从封建旧营垒中游离、分化出来，不能不拖着传统封建意识的尾巴。在那小生产汪洋大海般存在的社会里，他们又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相结合。这就使民主革命思潮中，潜藏着封建的和小生产的灵魂。反映到同盟会内部就形成思想路线的分歧并发展为组织的涣散与分裂。

　　同盟会主要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三个团体各自拥有不同的社会基础，三个团体中的知识分子也因不同的经历而形成不同的类型。孙中山和属兴中会系统的朱执信、廖仲凯等人，长期活动在国外，因而在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物质文明时，又见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象，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们既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又害怕资本主义的“祸害”，既真挚地同情欧洲社会主义，又恐惧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寻求条“防止”资本主义“祸害”，以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产生了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形成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中的急进部分。华兴会的组织者黄兴，以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尊重孙中山的领导而在群众中获得崇高威信。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斗争中他无不身先士卒，成为同盟会纲领的忠实的实践者，不愧为坚定的革命民主派。属华兴会系统的宗教仁，他在《我之历史》中表示：“今而后吾乃盖知民族的革命与*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他不接受“平均地权”即孙中山解释为“社会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状态代表着同盟会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但是他们要求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地主阶级反满派和旧式会党，而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本色。

　　同盟会内部的不同思想，终于导致了领导涣散和组织分裂。正当孙中山、黄兴等主要领导人把精力集中在华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时，同盟会总部统一的领导趋于涣散。1907年逃亡到日本的会党首领和同盟会员焦达峰等组成共进会。当时长江流域的会党首领张百祥等主张：“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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