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同盟会中还有一些与封建文化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以《国粹学报》的主持者邓实和南社的创始人陈去病为代表，提倡国粹主义，宣扬汉族祖先的光荣，强调“华夷之辨”的封建传统教义，专门致力于保存和发扬国粹，把人们引向单纯复仇反满的狭隘民族主义中去。另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着本阶级的动摇性加入同盟会，他们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害怕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害怕革命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容易冲动也容易悲观失望，西方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正投合他们的狂热和幻想，因而崇奉无政府主义。还有一小撮政客，如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高唱不要政府，包括不要民主共和的政府，用极左的口号转移民主革命斗争的方向和视线。刘师培、何震之类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从弹唱无政府主义，到鼓吹封建传统的伦理教条，把封建专制制度美化为“无政府乐园”，终至投降端方，成为革命的叛徒。这些知识分子人数虽少，能量不小，增加了同盟会中思想的复杂性，促进着同盟会的分裂。

　　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革命阵营中知识分子的分化更加剧烈，知识分子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充分表露出来。连黄兴这样的领导人在武汉保卫战失败后，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也产生了恐惧。他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廷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200页。)黄兴的看法代表着同盟会中的大多数人。章炳麟则唱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张謇、程德全等组成政客集团；汪精卫与立宪派组织“共济会”。这类知识分子从封建旧营垒中游离出来，又从革命阵营中分化出去，终至与旧官僚和立宪派沆瀣一气，准备到袁世凯政权中分享一杯残羹。孙中山外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压迫和威协，内受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压力，同盟会中许多人的妥协性，加重了这种压力。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被迫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妥协，在“南北统一共和”的庆祝声中，宣告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洋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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