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袁世凯任民国总统，不宜简单以“窃国”定论，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袁世凯的转变又是合力中的因素之一，那么认真探讨袁氏此间的功过，便是十分必要的了。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2卷，第512页。)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还是历史前进的障碍？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当时社会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采取“保全主义”，主要通过清王朝侵略控制中国，清王朝则竭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足列强需求。要反帝必须反对“洋人朝廷”“奴隶总管”。作为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清王朝进一步加强君主制度，大搞愚民、抑民、骗民。要变革社会必须把矛头指向“国民之公敌”“社会之蟊贼”的专制清政府。反帝反封建必须发动群众，这时身受清王朝野蛮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满情绪，开始滋长，日益膨胀．革命排满成为发动群众的有效口号，人民排满的怒火也集中指向了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王朝。尽管推翻清王朝并不等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清廷已成为独立、民主、平等的主要障碍，成为历史前进的拦路虎。推翻它，已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在当时，谁为推翻清王朝出力，谁就是历史的功臣。应该说袁世凯从“忠君”到“叛君”的转变，也顺应了这种潮流。何况，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袁世凯的“叛君”，不失为强大的内爆力。

　　二十世纪初，民主共和风起云涌。在当时民主共和代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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