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论者忽视袁世凯转变的客观作用，其原因是过分强调了袁世凯追求权力的动机。无庸讳言，袁在登上总理宝座，获得总统桂冠的过程中，利己的权力欲始终是他活动的重要动机，但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效果比较动机更具实质性意义，实行半君主制的克伦威尔，实行帝制的拿破仑，谁没有利己的权力欲呢？我们不能据此便抹杀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伟大才能。在阶级社会中，常常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因此，我们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期转变的重点应放在客观效果上。

　　袁世凯的转变加速了清朝专制的灭亡，促进了民主共和的发展。当袁指挥清军与革命军对抗之时，多少人为“鹿死谁手”而担忧，当袁逼清帝退位之时，无数人为避免了法国三次流血、美国七年战争而庆幸。清廷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从南方扩展到北方，中国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气象。梁启超称：“民国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共和党地位及其态度》《庸言报》1卷10号。)首先，民主共和政体正式建立了。袁由临时参议院选举产生，这本身就具有否定君权神授的划时代意义。国会诞生了，尽管她存在缺点，但清朝资政院、后来的猪仔国会，伪国大都不能同她相提并论．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列宁选集》4卷，第55页。)其次，自由民主的原则迈开了新步伐。《临时约法》成为全国大法，几百个社团，几十个政党“雨后春笋，蓬勃兴起”(邹鲁《民初之国会》《革命史谭》，第1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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