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是他被推选为大总统的重要原因。如果进一步弄清袁从“忠君”到“叛君”，从反对共和到支持共和这一转变的原因，袁成为总统的“谜底”便比较清楚，比较完整了。张国淦的一段记忆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页。)这里不仅勾划了袁转变的过程，而且点出了他变化的原因。第一，以“各处通电到京”为表现的时代潮流，对袁的触动。袁世凯没有象顽固不化的君主派那样，无视历史潮流，负隅顽抗。他没有迷信手中的武力，试螳臂挡车。他也没有象黎元洪那样被枪逼着才转变态度。他从汹涌的民主共和浪潮中认真地感觉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从不同角度也得出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的结论。他的奏折反映了他的思想：“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焕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革命党所能煽惑。”(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57年版，第274页。)袁世凯客观地感到他的武力不足以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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