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共和的人心，感到如果反对共和，最终却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第二，共和学理的影响。袁世凯对于共和学说，从“不妨研究”，约人谈论到渐明学理，其态度基本是主动研究，而没有象某些人那样一概排斥．第三，权利和私欲的满足。“非公不可”的论调，拥戴大总统的许诺，恰恰同袁世凯心中强烈的权力欲相吻合，于是半推半就，“推”是作态，“就”是实质，开始了停战、议和、逼宫一系列的活动。袁世凯的转变一方面体现了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是带有主体性的选择。正是为此，孙中山才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5页。)
综上所述，袁世凯由清廷内阁总理变为民国总统这一结果，体现着阶级力量的对比，表现了资产阶级的特性同它采取的策略，也包含着袁世凯转变的作用。历史没有服从革命派的意志迅猛急进，也没有顺从清王朝的意志停滞不前，而是选择了比较和缓的方式发展，选择了一个并非一心一意真心拥护共和的总统，这是历史的误会，也确确实实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三、历史功过
既然袁世凯任民国总统，不宜简单以“窃国”定论，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袁世凯的转变又是合力中的因素之一，那么认真探讨袁氏此间的功过，便是十分必要的了。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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