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采取“保全主义”，主要通过清王朝侵略控制中国，清王朝则竭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足列强需求。要反帝必须反对“洋人朝廷”“奴隶总管”。作为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清王朝进一步加强君主制度，大搞愚民、抑民、骗民。要变革社会必须把矛头指向“国民之公敌”“社会之蟊贼”的专制清政府。反帝反封建必须发动群众，这时身受清王朝野蛮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满情绪，开始滋长，日益膨胀．革命排满成为发动群众的有效口号，人民排满的怒火也集中指向了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王朝。尽管推翻清王朝并不等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清廷已成为独立、民主、平等的主要障碍，成为历史前进的拦路虎。推翻它，已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在当时，谁为推翻清王朝出力，谁就是历史的功臣。应该说袁世凯从“忠君”到“叛君”的转变，也顺应了这种潮流。何况，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袁世凯的“叛君”，不失为强大的内爆力。

　　二十世纪初，民主共和风起云涌。在当时民主共和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谁为民主共和扫清障碍，谁就是历史的功臣。袁氏的“共和”倾向，虽非出于衷心，但却在当时的*天平上加上了有利于民主共和的砝码，使天平朝进步方向倾斜。

　　不少论者忽视袁世凯转变的客观作用，其原因是过分强调了袁世凯追求权力的动机。无庸讳言，袁在登上总理宝座，获得总统桂冠的过程中，利己的权力欲始终是他活动的重要动机，但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效果比较动机更具实质性意义，实行半君主制的克伦威尔，实行帝制的拿破仑，谁没有利己的权力欲呢？我们不能据此便抹杀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伟大才能。在阶级社会中，常常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因此，我们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期转变的重点应放在客观效果上。

　　袁世凯的转变加速了清朝专制的灭亡，促进了民主共和的发展。当袁指挥清军与革命军对抗之时，多少人为“鹿死谁手”而担忧，当袁逼清帝退位之时，无数人为避免了法国三次流血、美国七年战争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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