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多数的革命党人，却认为他“理想太高”，难以实施。孙中山后来在回忆时还愤慨地写道：“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实施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曾反复论述在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后，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即所谓约法时期（即训政时期），才能进入宪政时期。他认为中国四万万人民“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现在经过革命推翻了君主政体，全国人民皆成为国家的主人，“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但是，“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因此，必须经过“约法”，即“训政”的过渡阶段，“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培养人民的民主自治能力，作为实现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准备。过去人们在研究孙中山的*思想的过程中，曾把训政时期完全看成是他思想的消极因素加以批评。这主要的是因为：孙中山的这种实现民主*要经过“训政”阶段的主张，以后曾为蒋介石所利用，成为他专制独裁的理论根据。再就是孙中山把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从奴隶地位转变为民国主人的人民喻之为“初生之婴儿”，把革命党人喻之为“产此婴儿之母也”。并说，“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这种比喻，确实是不恰当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轻视群众、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弱点。但是，我们不应该由于孙中山比喻的不恰当，和他在认识上的阶级局限性，而把他这一有一定合理内容的思想，完全看成为消极的东西。正因为孙中山看到了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封建思想对人民的毒害，人民的觉悟程度不够，所以他才认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以便使人民能够行使和保卫自己民主权利。孙中山在革命方略中，之所以规定通过军法、约法、宪法三个阶段来实现民主共和*，从他主观上来讲，是比较研究了美、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才确定的。应该说，他的*思想在这方面还值得我们重新认真加以研究。

　　孙中山说，民国建元之初，他力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