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工人、农民、士兵组织的各种示威、集会，商人们感到“阶级区别”、“界线划分”的敌对心态，使他们对现政权统治、对工农运动产生了不信任和离心力，以致亟图购买*，增强实力，寻求自保。“哈佛号”*被扣只是导火线而已。

　　*被扣，引发商人罢市这一事件最后以武力解决而告结束，它宣告了孙中山与广州商业资产阶级上层的决裂。商团军的遣散，也宣示了广州商人建立“商人政府”企图的破灭，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企图以独立身份执掌国家政权努力的终结。

　　商团事件是广东政权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商人政府”思潮错误引导的恶果，但它并不是国民革命纲领发展的必然归宿，更不是孙中山“抛弃了商人”（商业资产阶级），将商人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但是此后广东的革命力量中没有广州整体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队伍参与，却是可以肯定的。

　　这似乎是国民革命纲领发展的客观必然结果，但却与孙中山的主观意图相违背。虽然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的基础是动员工人、农民的参与，却并不排除商人的加入。孙中山于1924年1月14日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对商团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希望“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机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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