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并没有抛弃商人、敌视商人或把他们当成革命的对象。国民党实业部（后改商民部）的成立意味着发展商人入党的“分途进行”。“商团事件”后，国民党要员频频向商人示好，安抚他们，尽量摆出“全民政府”的姿态，调整与各方关系。（注：《商民部开商民党员会议详情》，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2日。）据日本学者深町英夫的统计，自1924年4月至1925年9月止党员职业分类为：工界39%，农界15%，商界12%，“工界为党内最大势力，农界、商界、学界次之。然而，以‘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吸收工人与农民的同时，各市县党部并非排斥商人，而以商人为城市区域的重要势力基础。由此表明，广东政权与商人阶层之间的矛盾局限于广州市。”（注：深町英夫：《中国国民党与地域社会——以广州东省的基层组织为例》，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1月中国中山市。）

　　虽然如此，“商团事件”平息下去后，在当时对“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却有一种并不看好的论调。如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署名“侠夫”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就认为：“现在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是站在这样的矛盾性关系上面，对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是陷在这样矛盾的自觉之中”，他们一听到工人和农人群众两字就害怕，以为这是过激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