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因而宁可不要群众，宁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去，甚至和他们所衷心痛恨的军阀相勾结，以对抗他们假想中的仇敌，“其结果，革命若成，资产阶级只好被‘轧出’”，文章结语：“假如我是一个劳动者，我一定要说，资产阶级不来就让他去罢，我们的革命本来不用倚靠资产阶级。”（注：《中国的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2-13日。）这种想法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的思想实际。
总括这一时期孙中山的*行为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在思想上，他固守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藩篱，又注意到吸收新知识、新思想来充实、改进，用三民主义为思想主导，在广东形成三民主义的思想优势；*组织上，则改组国民党，改善国民党的领导体系，充实领导机构，以国民党为革命领导的中心力量，并注意加强国民党对社会各层面的控制，巩固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又以国民党为核心控制社会组织，吸收新兴力量，扩大社会基础，增强社会力量，为己所用，从全省范围来说，国民党所依靠的势力基础，工人、农民、商人及学界是重要力量；军事上，组建服从听命于党的军官学校、党军，又注意改造旧军队，力图影响旧式军队；以国民党为核心控制社会组织。
孙中山、国民党、三民主义成为广东*社会主导的关键因素。广东社会力量中，理论上和实际上工人、农民的社会角色地位上升，商人、地主的地位受到了贬抑。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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