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走险之后，已变了质，成为不知稼穑艰难的蛀米虫。”（注：中国政协文史委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535页。）陕西刀客也是如此，除个别外，“大都逐渐转化成军阀或军阀的爪牙，从原来反抗压迫的人变成压迫人民的人。”（注：陕西政协文史委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0页。）这表明乡村反抗者在接触新思想之前或抗拒新思想时，他们只能在其比较习惯的旧权威体系中寻找可以借用的文化资源，而这种资源本身也就决定了其反抗行为的低质性。
三、乡村民变的过渡性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动非常明显的时期，社会生活中，新旧力量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各自扮演着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中，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乡村民变也反映了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在它身上既反映了传统民众反抗斗争的特点，也透露出新的时代信息。正是这种信息，使少数乡村民变烙上了过渡性的色彩。这里的过渡性主要是指乡村民变有别于传统民众反抗斗争，开始向现代民众反抗斗争转变，但它在许多方面依然表现出传统民众斗争的特征。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时期的乡村民变是传统民众反抗斗争向现代民众反抗斗争转变的连接点。
民变的过渡性主要是通过它的参与者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活动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变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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