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第18期。）一方面，新政使中国现代性因素的成长有了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新政加速了乡村民众的贫困。这样，革命与民变趁机而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日趋深入，革命思想及活动对乡村民众也产生了一定的鼓舞和吸引作用。1907年邓之瑜发动惠州七女湖起义，附近府县会党群众纷纷响应。苏北民歌《革命革命》也清楚反映了民众对革命的欢迎，“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独立独立，中国岂是鞑子的？革命就如雷，革命就如刀。”（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中华书局，1978年，第19页。）此外，会党群众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还产生了一种策应革命的自觉，“大人物在大地方革命，我们这些小人物也不应坐着等待。”（注：中国政协文史委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79页。）民众对革命欢迎与参与的态度，自然能使反抗行为打上革命的烙印。
从阶级关系来看，由于乡村民众整体上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囿于自身的阶级及生活环境的局限，这又很自然地使民众的反抗行为带有传统性特征。另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为了尽快推翻清政府，急于寻找现成的反抗力量。1906年，以会党为主体的萍、浏、澧起义，革命党人刘道人、蔡绍南等参与其组织及发动工作。1907年广东钦、廉一带发生民变时，“时有革命逆党接济粮械。”（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5年，469页。）革命党人主动参与和组织会党群众起事，自然也容易使乡村民变烙上一定的革命印记。但是，革命党人对下层民众力量只是利用，未能改造。所以最终未能使起事民众实现革命化。对此，革命党人自己有所检讨，“中国内外学生团体本党多注意组织操纵之，其它民众则仍只能利用，未能组织也。”（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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