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它具有理论上的全面性。这一体大精深、包罗宏富的理论以民族建国为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在回应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潮流，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理论思考中，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型民族国家的承载实体、国家整合与国家认同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同时，它又以民主建国的纲领和民权*的理念，比较圆满地解决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体建构问题。如果切实地按照孙中山所规划的“权能分立”、“五权宪法”和“均权制度”做法，的确有可能使主权在民的*理念转变为“制度性”的民主政体，从而缔造一个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东方新型民主国家。此外，孙中山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注意到了国家的经济组织功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均衡发展等为以往的国家理论所忽略或论述不够的问题，呈现出理论体系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集中外*理论的精华，而创制出的有关中国现代*发展和国家建设最具有魅力的学说之一。

　　其二，思想上的前瞻性。尽管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杰出代表，但他的思想学说在某些方面已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制，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国家学说已超前性地考虑到了*革命完成后所遗留的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主张“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已预见到“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注：《“民报”发刊词》，见《孙中山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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